新子学

南方在野:新子学与旧子学

 

 摘要: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还原性研究,旁观性研究,现代性研究。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不久前,方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引发学界热议。我注意到方勇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不下三次提到子学的转型,方先生说:“‘新子学’概念的提出,根植于我们正在运作的《子藏》项目,是其转向子学义理研究领域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方勇:《“新子学”构想》,载《光明日报》)——也就是说:传统子学视子学文本为考据的材料,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而新子学则视子学为研究对象,以子学义理研究为主要工作。从传统子学到“新子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这个意见我表示赞同。下面,我就子学义理研究谈谈一些看法。

 

  子学义理研究,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东西。朱熹批评“杨墨皆是邪说”,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李贽称赞墨子“其言之可用”,也有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毛泽东说墨子学说是“唯物主义哲学”,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郭沫若说墨子“满脑子的鬼神上帝”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孟子对墨子义理的研究;韩愈说“孔墨相互为用”是对墨子的义理研究;冯友兰说墨子是“儒家的反对派”也是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梁启超说墨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梁启超对墨子义理的研究;我南方在野说“杨子和墨子都是先秦的自由派”,是我南方在野对墨子义理的研究。——这么多对墨子义理的研究,不能说都是新墨学。——所以,我们不能说凡是子学义理研究就都是“新子学”。我们还必须将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好好的分析一番。

 

  据我的观察,现有的子学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子学义理的还原性研究,比如说雷一东的《墨经校解》。第二类是对子学义理的旁观性研究,比如说梁启超的《墨子学案》。第三类是对子学义理的现代性研究,比如吴晋生的《墨学与当代政治》。还原性研究,就是还原诸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是“以子还子”的义理研究;旁观性研究,就是对诸子学说的外在批评,是“以我评子”的义理研究;现代性研究,是发掘诸子学说与时代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以时论子”的义理研究。应该说这三种研究都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还原性研究是子学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子学研究活动赖以存在的前提;旁观性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多维视野,有利于纠诸子义理之偏,具有重要的义理参考价值;现代性研究可以彰显子学的生命力,既有为时所用的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传承的未来意义。但是这三种研究也各有弊端。还原性研究强调以诸子原义为中心,不敢越雷池一步,处理不当可能走向食古不化;旁观性研究强调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为中心,可能会歪曲诸子原义,淹没诸子真精神;现代性研究强调以时代意识为中心,过分实用主义,诸子则不免被工具化,既助长随意比附之学风,亦对子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不利。我的看法:这三种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是旧子学,而不能说是新子学。新子学是对上述三者的继续深入、融汇贯通和内在超越。

 

  首先,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继续深入。新子学要对还原性研究成果再进行还原化,要对旁观性研究成果再进行旁观化,要对现代性研究成果再进行现代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认为那些还原者还不够,他们没有将诸子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完全还原,他们的还原是碎片化的,还没有还原成一整套的体系,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还原;我们认为那些傍观者有不足,他们的傍观有失公允,他们的旁观带有情绪,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傍观再傍观;我们认为那些现代者有欠缺,他们太功利,诸子只是他们的工具,他们的现代性是他们自己的现代性,不是诸子的现代化,他们缺乏文化敬畏,没有真正沟通诸子精神与时代精神,他们的现代化也还不够,所以我们要对他们的研究再现代化。

 

  其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融汇贯通。新子学要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将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一番,以形成一部自己的具有逻辑一贯性的子学思想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新子学之所以新,新就新在我们有新东西。但新东西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子学义理历经不断辩驳和对话,在历史积累中传承下来的产物,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子学研究成果,都是新子学产生的依据。诸子百家从古至今一路走下来,诸子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追根溯源。诸子的真义是什么?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辨析真伪。诸子遇到了那些批评?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看哪一些批评是真知灼见,哪一些批评是门户偏见。诸子的新生在哪里?我们要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中提炼出诸子原典中的普世价值。只有将这些梳理融会贯通,形成一部畅通的思想史,才能谈得上返本开新。话说的完满一点,如果假以时日,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新子学也就自然地产生了。

 

  再次,新子学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内在超越。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追问,新子学到底新在哪里?南方在野以为:旧子学与新子学,不仅仅是方法论的不同,更是治学态度的不同。从方法论上来说,旧子学的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那就是“照着说”,不论是考据、阐释、评论、比较,旧子学的依据局限于子学文本,其实都是照本宣科视子学为考据的材料。新子学的方法论用三个字概括则是“接着讲”,不论是传统的训诂、比较,还是现代的调查、分析,什么方法都可以拿出来用,他所依据的材料则广泛包括子学原本,对子学进行批评研究的文本,和对子学进行发挥的文本。从治学生命态度上来说,旧子学与新子学的分歧则在于对生命体认态度的差异:旧子学将诸子视为“他”,则诸子是遥远陌生的死体,诸子实际上已经缺席,研究者与诸子的对话是活体与死体的对话,诸子只能“听我说话”。新子学从最初的阶段来说也要视诸子为“你”,诸子是值得尊重的活体,我与诸子之间的对话,是你我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新子学的高级阶段则将诸子视为“我”,也就是说诸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诸子的活体,诸子与我同行。相对于旧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始终是作为“他者”而存在,他已远去,于是我对他进行分析评价。而相对于新子学的研究者而言,诸子则是“你”,甚至就是“我”,视诸子为“你者”,你虽然不在了,但我请你在场;视诸子为“我者”,我就是诸子,所以我要发挥“我”的精神风骨,活出我的新生命。

 

  现在子学义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者”太多,“你者”不够,“我者”不足。本来“他者”也是好事,多元的视野助于子学义理的还原化,但由于历史上一教独尊的情况长期存在,就使得“他者”变成了过度的妖魔化评述,又由于子学活体的缺位,子学义理的“他者”评述也就变成了长期以来的缺席审判,这进一步导致了对子学义理的深度歪曲。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子学是一门新生的学问。今天构建“新子学”,最起码也得视诸子为“你”,与诸子进行你我对话。然后再与诸子同行,一起去回应傍观者。从古代的傍观者一直拜访到今天的旁观者,从中国的旁观者一直回应至国外的旁观者。这样既是诸子得到了新生,也是我得到了新生。高一点要求,则是体认诸子的核心价值观,视诸子为“我”。我就是诸子,诸子就是我。借用基督教的说法,诸子被圣灵充满,我也被圣灵充满,此圣此灵岂容有二?所以我要将诸子的话题接着讲下去,活出圣灵的新生命。借用佛教的说法,诸子见性成佛,我也见性成佛,此性此佛岂容有别?所以我要借诸子的顿悟渐修,立地成佛。

 

  所以我想说的清楚一点,凡是不能发现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体认诸子核心价值观,不能践行诸子核心价值观的所谓子学研究,皆不配称之为“新子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要推翻我上面的说法。也就是说,我要提出新子学的一条核心特征,这一句话新儒家的朋友也说到过: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子学的研究者,而是被研究者。

 

  与诸君共勉。

 

来源: 共识网

 

南方在野:子学复兴,文化中国的百年夙愿——略论构建新子学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必要性

 

  摘要:独尊儒术是中国文化的千年噩梦,复兴子学重光则是中国文人的百年夙愿;文化独尊的时代走向终结,开启了多元文化的新可能;社会现实的变迁,促成了返本开新的新结果。“新子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古今对话的价值:承载国学真脉;中西对话的价值:独立坦对西学;身心对话的价值:寻找精神家园。

 

  构建新子学的思想文化背景:

 

  背景之一,独尊儒术是中国文化的千年噩梦,复兴子学重光则是中国文人的百年夙愿。如上海大学教授郝雨先生所言,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最强盛的历史阶段之一。中国文化真正的源头在百家而并不仅仅是儒家。西汉以来,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扼杀,这是中国的悲哀,两千年独尊儒术的中国“中世纪”,是华夏文化的噩梦。“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人恢复百家争鸣的夙愿。新文化运动中断独尊儒术,这是文化历史的大势所趋。胡适诸君将目光投向墨家名家道家等非儒学派,续百家道统,继千年绝学,功虽未至,其心可鉴。无奈宏愿未了又来新愁,接踵而来的战火压倒了一切,新旧更替的党国意识形态的压抑让人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全面复兴子学,还看今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提出“全面复兴诸子学”的口号,体现了文化自觉和历史责任感。

 

  背景之二,文化独尊的时代走向终结,开启了多元文化的新可能。文化需要活力,活力需要竞争和多元。然而竞争和多元不可能在在一个封闭的王国开花,只能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绽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得益于开放,进一步发展又必须更深层次的开放。走向开放社会,是中国不可逆转的大势。开放社会需要有多元文化,也必将导致多元文化。在这样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社会,媒体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信息表达的途径方便快捷,任何罢黜百家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任何独尊一家的文化政策也终将不能实现。未来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百家争鸣,“新子学”是未来文化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旗帜,“新子学”的提出正当其时。

 

  背景之三,社会现实的变迁,促成了返本开新的新结果。子学既源于“古之道术”学术精华的传承和积累,也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多元回应,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富有生命力的自由思考与创造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子学不是高墙内的孤芳自赏,而是旷野中的百花开放。子学产生于激荡的社会现实,并致力于回应社会现实,这是子学不变的使命。时代发展到今天,中西文化的对话使得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面对激荡的新社会现实,中国人从传统中寻求精神资源是非常有益而明智的选择,古今对话的深入,将子学置于文化的焦点,而子学的不断发现,又使子学呈现出全新的生命形态,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所以,“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新儒家,新墨家,新道家,新法家等诸多概念初露苗头,正是这种必然逻辑的产物。而且,会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具有冲击力,越来越不容忽视。新子学在不远的将来,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思潮,而必将也成为强劲的“中国风”。在这种背景下,“离经还子”,是对古老文化的尊重,还原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更是返本开新的支持,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文化助动力。“新子学”的提出颇具前瞻性。

 

  构建新子学的必要性:

 

  多元的时代需要多元的对话,多元的对话则需要多元的在场,多元的在场则需要寻找子学生命的新活体。陈引驰教授说:“新子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是当代学者时代责任感的体现。此言不虚,子学产生于复杂多变的多元时代,本身就是多元对话的产物,此对话又历经后人不断延续,其强大的对话能力可谓毋庸置疑。今日构建新子学,其本身就意味着打破文化独尊,鼓励和促进更多的人来参与甚至来开发文化对话,以对话开创原创,又以原创开启对话,如此不断深入,可谓功德无量。构建新子学的对话价值可谓明了。

 

  其一,古今对话的价值:承载国学真脉。构建“新子学”,可以引发启动更深入的对话,用更积极的求真精神追问和承载国学真脉。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国学,那么国学究竟是什么?究国学的根源,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则是庄子所说的”古之道术“,二则是诸子百家各取”古之道术“精华并结合时代因素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这个”古之道术“一直被认为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可谓国学真脉的源,而子学系统则是这个国学真脉的流。然而古之道术已“为天下裂”,诸子百家各取所悟,成就了子学系统,子学是对“古之道术”最具生命力最具创造力的阐述。这个“古之道术”到底是什么?后世多称“六经”,西汉以降这个“六经”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然而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西汉所传的“六经”并不是“古之道术”所指的六经,而是独尊儒术之后汉儒所传承的“六经”。本来,诸子皆述六经而取舍不同,但现在单独将儒家所取的那个“六经”拿出来,并作为万世不易的真典,这难道不荒谬吗?须知国学的真脉不是独尊于儒家之中,儒家所传述的“六经”也不等于“古之道术”所指的六经,真正的完整的六经早已经不存,真六经的精神,也就是国学的真脉已散落于子学之中,要承载国学真脉,只有重新发现和认识子学。

 

  其二,中西对话的价值:独立坦对西学。构建新子学能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与学术参考,以更生动活泼的形式,更具生命力的内容进行中西对话,使中国人以独立的姿态坦然的态度面对西方文化。因为在这个多元的时代,西方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文化,用儒家或者任何一家抽离出来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来进行整体的中西文化对话,都是严重的决策性错误,未免自不量力荒唐可笑。中国人如果要独立坦对西学,提高中国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当量,依据则在于子学,希望则在于重新发现子学,力量则在于进一步开掘子学以形成新子学鲜活的生命体。如方勇教授所言:“从历史中走来的子学,其灵活多样的方式、鲜活的思想内容,总与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交互相通的关系。”“子学其自产生以来,凭借其开放性、生命力与进化势头,形成了不断诠释旧子学原典、吸收经学文本精华和创造新子学原典的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学术与社会现实的良性互动,进而促成其自身的不断发展。而‘新子学’正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同时,也是我们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对子学研究所作出的主动发展。”。“‘新子学’是子学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我们在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律与时机后,对它所做的进一步开掘。”“‘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方勇:《“新子学”构想》)

 

  其三,身心对话的价值:寻找精神家园。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虚无空洞的整体复兴口号,更是要让中国学术甚至每一个中国人寻找到自己的文化精神家园,让漂泊的中国心能够回归祖国的文化家园。在学术上而言,“今日的文化研究,不能总是把古代与现代完全割裂。”(方勇:《“新子学”构想》)。在精神上而言,大批中国人涌入基督教堂的同时,更多中国人则一边用异样的眼光观看着出入教堂的同胞,一边则如丧家狗一样茫然无措六神无主。毋庸讳言,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传统价值观已经轰然倒塌,并且始终难以融入现代社会。片面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面临攸心解体。近年来兴起“国学”热,但“国学”作为一种“中国哲学”,已经是穷途末路,日益僵化、停滞、无力;“国学”作为一种心灵鸡汤,也是买来众人耻笑,陷入困局。反而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的子学,让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久违的归宿,子学精神以其原创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发展性、个性化的特点,历久而弥新,魅力不衰,队伍不断壮大,如方勇先生所言“‘新子学’正以饱满的姿态蓄势待发”,可以期待,新子学不但将成为构建中国学派的中坚,也必将成为中国气度,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的源泉。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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