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

【互联网的下一个转折点】

【简介】1、网站、APP 将消失,信息以流的形态存在:提供个性化的互联网服务2、交互拟人化,“点击”变成补充:语音识别、动作识别、眼球识别甚至脑电波识别3、世界数据化,一切皆为数据:超越实体世界的虚拟世界4、身份即设备:面向个人的消费电子产品将会消失。

 

     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大部分变化无足轻重,只有非常少的一些变化可以被称作“转折点”。

转折点是这样一种变化,当它发生后,旧势力虽然可以挣扎一段时间,但是它们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结果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新势力哪怕起初非常弱小,但它们必将夺取未来。

人类的技术进步,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因此,转折点的出现频率也在变快,从几亿年一次,到几百万年一次,到几千年一次,最终将会缩短到几十年甚至几年一次。

 

随便举几个我现在能想到的转折点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

——农耕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人类开始过定居生活,村落出现,剩余产品出现,货币出现,人类开始分成不同的阶层,国家出现,奴隶制、封建制相继出现;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

 

除了这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以外,在各个具体的行业当中也存在转折点,例如:

——互联网的出现,第一次把世界连接起来,信息实现了跨时间、跨地域的自由流通,为全球化提供了可能性(此前沃尔玛通过自己发射卫星来解决信息连接的问题);

——集装箱运输的出现,让世界在实体层面实现了连接,这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基础,如果没有集装箱运输,产业转移、跨国的分工协作根本无法想象;

——iPhone的出现,开辟了移动互联网行业,让电子设备从人的延伸,变成人身体的一个部分,从而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全面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有了转折点这个概念以后,很多事情似乎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柯达为什么会破产?因为它遭遇了数码摄影这个转折点。诺基亚、黑莓为什么这么惨?因为它遭遇了智能机这个转折点。雅虎为什么这么惨?因为它遭遇了搜索的转折点。

 

那么,在我比较关注的互联网领域,下一个转折点会是什么?未来的互联网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结合我看过的科幻小说、非科幻作品、以及本人天马星空的想象力,我来YY一下。

 

1、网站、APP将消失,信息以“流”的形态存在

 

昨天我说到,习以为常是墨守成规的另一种说法。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并非是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是在技术局限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比如说我们的需求是照明,在很长时间里,照明的工具是蜡烛,直到电灯出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蜡烛并不是最好的照明工具。

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网站和APP,本质上是媒体范式。媒体的传播范式是辐射,它不依赖于受众而独立存在,就像太阳不会因为没有人获取它的光和热就不存在一样,只不过不同媒体的辐射能力不同,有些辐射的广些,有些辐射的窄些。

跟媒体相对的另一种信息传播范式是通信。通信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发信人、收信人、信道,缺少任何一个要素,通信都不可能发生。与媒体范式相比,通信范式所传递的信息具有个人化、定向化、高信息价值、高到达率的特点。

媒体范式是一种最好的信息传播方案吗?应该不是。那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互联网产品都用采用媒体范式呢?因为这是现在技术水平下最好的方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无法定位收信人,因此我们没法采用通信范式。

上面说的可能有点抽象,我举个例子,当我们使用携程的时候,我们的需求是订机票、酒店,我们可以打电话去订,也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去订。那么电话、网站是携程的核心吗?不是,携程的核心是一个庞大的机票酒店数据库,以及和各个航空公司、酒店实时联络的信道。电话、网站,只是这个数据库的一个表现层。

那有没有可能,携程不以网站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个微信的公众帐号的形式存在呢?你对着微信说:“我要订20日在上海虹口足球场附件的酒店,价格范围在300~500之间”,然后携程就下发一条信息给你,罗列了一系列符合你条件的酒店,然后你直接点击选择一个就完成了预订。

你们发现我又扯到了微信上面,没办法,这是我想到的唯一一个能表达我的意思,读者又能看得懂的例子。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微信这个产品这么牛逼?因为它的用户体验好吗?因为它背后的腾讯这棵大树吗?因为张小龙这个牛人吗?都不是。微信的牛逼在于,它是一个“下一代”的互联网产品,它基于通信范式而非媒体范式,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信息流”而不是“页面”,它的载体是手机而不是PC,这三个特点一叠加,就足以让它秒杀“这一代”的互联网产品了。

昨天我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平台,可以超越iOSandroid系统而存在,并且统一这两个平台?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它也许不是微信,但从微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平台的雏形。

我大胆的YY了一下未来的手机:它的首屏一定不是一大堆APP,而是一条条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都和你个人相关,它们可能是某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可能是你订阅的新闻,可能是你的工作提醒,也可能是一个在线支付通知。你不需要去事先下载什么APP,甚至连添加公众帐号都不用,手机在初始状态下是完全的“空无”,它就是一个待机屏幕,什么都没有,当你需要用到某项服务的时候,只要对着它说一句:“伙计,我想看看今天的科技新闻”,然后几条“新闻流”就出现在屏幕上了,你也可以说:“我想买条牛仔裤,别太贵,但是质量也要好”,于是几条“商品流”就出现了……

下一代的互联网,应该是基于通信范式的。因为只有在通信范式下,个人才能够被精准定位,个性化的互联网服务才能够成为可能。

 

2、交互拟人化,“点击”变成补充

 

据媒体报道,微信一共有200多人的开发团队,其中有30多人是开发语音识别的,这个比例不算小。为什么微信不直接采购其他公司的语音识别技术,而一定要自己来开发呢?估计只有一种可能——这个技术太重要了,必须要自己来做。

截止到目前为止,电子设备基本上都是反人类的。使用者必须要去适应机器,要去学习如何使用,而不是反过来。只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学习的成本越来越小了,但根本上“人适应机器”的本质还是没有变化。

“点击”是典型的反人类交互方式。什么是点击?网站预设好了一些可供点击的按钮,你只能在这些按钮当中进行选择,这难道不是人去适应机器吗?你必须去用机器的语言来和机器沟通,而不是机器用人的语言来和你沟通。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交互方式一定是人性化的,我们现在如何与一个人交流,未来就可以如何跟机器交流。自然语言识别、语音识别、动作识别、眼球识别甚至脑电波识别,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毫无疑问,语音识别是最人性化和最有可能普及的技术,它很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互联网入口,所以微信重视它也就不奇怪了。

 

3、世界数据化,一切皆为数据

 

谈到大数据,不少人都将其理解为通过数据分析来精准骚扰用户的一种方式,这其实还是没有跳出互联网的媒体范式。真正的大数据,并非数据的分析,而是数据本身。大数据的未来,就是指向黑客帝国,一个完全映射实体世界并超越实体世界的虚拟世界将会出现。

现在,我们的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是分离的,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现实身份距离全面数据化越来越近。比如说,我们在线买了一张电影票,然后在电影院通过扫码进行了观看,那么我们看电影这件事情就被数据化了,谁、什么时间、花了多少钱、看了哪部电影、在哪里看的都被记录下来了。

在未来,我们将会越来越难以掩盖事实,因为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蛛丝马迹。

 

4、身份即设备

 

也许有一天,面向个人的消费电子产品将会消失,因为那个时候,数据是存储在云端的,终端是公共的,而真正的设备,可能只是一个身份识别装置。

在《黑镜子》第一集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屏幕,显示装置是一种公共设施,它不属于任何人。当我们靠近某块屏幕的时候,它会通过无线通信方式识别出我的身份,然后和我有关的信息流就可以通过屏幕显示出来,当我离开信息流就消失。数据在云端,硬件在屏幕当中,我其实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具有运算能力、显示功能的电子设备,我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块记录着我身份的大功率NFC芯片。

 

综上所述,我的总体判断是:下一代互联网将会是建立在通信范式上的,面向个人的,以信息流为基础信息单位,交互人性化的互联网。建立在媒体范式上的互联网,将会被通信范式互联网所取代。

 

我所说的,都是错的。


(本文首发于我的微信公众号xuwei0418,媒体转发请注明出处)


==关于THE ONE @许维===

许维,男,爱读书,爱运动,爱思考,现在电商媒体i天下网商(i.wshang.com)上班,工作主编。

 

百家论史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刘知畿: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存在主义者萨特说:人的本质在于历史。

卡特·雅斯贝尔斯说: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呢?因为人生是有涯的,不完全的,同时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他就必须通过时代的变迁才能领悟到永恒,这也是他达到永恒的唯一途径。历史充当了人类达到永恒的“桥梁”。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郑观应: 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

梁启超: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

胡适: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

湘浯酒客:兵以诈立于不败之地,国以信存于惊涛之中。史者,国信之始也!纵古今,横中外,风情列国,流变沧桑。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尾山宏:勇于忏悔自己国家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爱国心;一个有良心的国家应该正视历史、进行道歉、做出赔偿,而非极力否认、设法掩盖;唯此才能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新史学家 司科特: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

  英国著名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直到19世纪以前,全球经济的“中心”还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但是,透过亚洲GDP占据世界多数份额的假象,我们会发现,早在1300年前后亚洲就已经落后于欧洲了。(这里亚洲指的主要是中国,欧洲指的主要是西欧) -- 详看 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

                          史学现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哓,三十年前有人说吗? 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那里? 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现在又是建纪念馆,拉警笛,搞得热闹,从1949到1979历史被掩盖了30年,被误导了二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 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蹒国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 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被遗忘的海疆: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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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中国海洋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多少纠正了过去多以“大陆”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思路,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
 
  海洋是联系各国、各地区间的孔道,由此产生海上交通、贸易、海港、移民与区域开发、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一百多年来,上述对象一直都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仍“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

关注“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

  海洋历史的主体是人,海洋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谭其骧在《禹贡·发刊词》中说:“历史好比是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离开了舞台,哪来得戏剧!”如果不了解海洋环境自身的变化以及人类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则建立海洋历史的体系,将缺少一个基本的维度。近年来,西方环境史学者已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海洋,南非环境史学家Lance Van Sittert呼吁重视“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W. J Bolster也提出海洋环境史将是环境史研究的下一个前沿。许多国家有研究海洋的传统,这为海洋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然而中国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却不容乐观,既有研究离建立系统的海洋环境史体系还相当遥远。

海平面与海岸线的变化

  历史时期海岸变迁研究的成果集中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辽河海岸、渤海湾海岸、苏北海岸、长江河口和长江三角洲、钱塘江河口和杭州湾、珠江三角洲,以及基岩海岸的历史变迁,都得到系统梳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研究者是谭其骧和张修桂。谭其骧在1960—1982年连续发表五篇文章,对上海成陆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张修桂则在其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的几条关键岸线的确切位置和形成年代进行新的探讨。张修桂还关注岸线变迁研究的应用。例如金山岸线变迁和深槽形成的研究,可为海边滩涂之上建立工厂以及深水码头提供历史依据。

  在海平面变动方面,谭其骧在20世纪60年代考证过西汉中叶发生在渤海湾西海岸的一次大海侵。这次海侵已得到考古、地质和后续历史地理研究的证实。如地震专家蔡克明认为,西汉后期的这次海侵活动,可能和本区地壳的缓慢沉降有关,沉降伴随着地震活动,从而加剧了这次海侵灾害的社会影响。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满志敏对宋元时期海平面变化对江浙地区影响的研究。满志敏提出北宋初期由于温度上升,海平面持续上升,导致太湖排水不畅,湖泊正常水位抬升,湖区面积相应增长,濒湖地区的低田相继沦为水泽,同时江浙沿海出现兴修海堤的人类响应。14世纪初期由于气温下降,海平面亦开始下降,太湖流域水系格局再次变化,东太湖地区湖泊水面大幅度减小,吴淞江迅速淤浅,苏北沿海滩地则开始出现淤涨。

风、洋流与航海

  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的海上扩张,大量航海日志出现。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利用航海日志,重建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化。例如Rolando R.Garcia 发掘了西班牙东印度公司的航海日志,利用航船往返时间,建立了西风环流强度和北大西洋涛动的时间序列。Rolando R.Garcia 依靠16—18世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时代的航海日志,复原了热带太平洋地区大气环流的变化。

  中国外海的洋流,主要由黑潮及其分支组成的外来流系和沿岸流系构成。日本学者Hideo Kawai梳理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对黑潮认识的历史。他的观点如下:鉴真东渡、7世纪和8世纪的遣唐使、安土桃山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商船都曾受到黑潮的影响;然而日本的史料中却未提及黑潮,直到1614年西班牙航海家S.Vizcaino才首次指出位于房总半岛东部的强流,中国古籍中则很早就以“落漈”和“尾闾”指代黑潮。

  中国学者关于大气、洋流和航海的研究,细致的工作仍集中在郑和下西洋上。如邓辉注意到了郑和下西洋和低纬度地区季风变化的联系,认为郑和船队在起航点、候风点、分船点、合船点的选择上,都考虑了低纬度地区季风变化的特点。葛云健、张忍顺的研究则从郑和船队出发返航的时间、航线和航速等方面,讨论了郑和下西洋对季风和洋流的利用。

  16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了他们在全球航海的历史,西方学者依靠这些资料,在海洋环境史方面做出了杰出的研究。挖掘东印度公司档案中亚洲海域的史料,特别是海洋环境资料,是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洋生物种群历史

  中国古代对于海洋渔业的丰歉变化,是非常注意的。如《汉书·食货志》载宣帝时御史萧望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明代万历《绍兴府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说者曰:海民生理,半年生计在田,半年生计在海,故稻不收者,谓之田荒,鱼不收者,谓之海荒。”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海洋生物史的研究,主要由一些海洋生物学家完成。丘书院梳理了古书中记载的海洋动物生态;齐钟彦分类整理了古籍中各种贝类的形态、生活习性、生活环境及利用的记载;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整理了南海诸岛动物的史料,最早的记录可上溯至2000年前。

  2009年Micah S.Muscolino出版了《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场争战和环境变化》一书,主要观点是:在没有资源保护措施的时代,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向渔业的渗透,最终导致资源的衰竭。他从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两个角度研究渔业资源的变化,然而“海洋生物种群历史研究”的研究成果业已表明,海洋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海洋生物和渔获量同样影响甚大。那么中国海域的情况如何?笔者对黄渤海鱼类资源变动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建立了1400年以降黄海鲱资源数量变动的时间序列,这一研究发现海洋环境的改变,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在鱼类资源数量的变动中起着一定作用。

海洋环境史:任重而道远

  中国海洋历史的深入研究,使原先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多少纠正了过去多以“大陆”为中心的史学研究思路,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在海洋环境史方面,从整体来看,研究者常陷入探究海洋环境自身的变化而不能自拔。如果研究者对历史时期温盐、洋流、大气环流、海洋—大气的相互作用等内容所知甚少,那么对于这些变化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冲击和影响,就更无暇顾及了。

  在历史上,宽阔的海洋、无法逾越的洋流、风云变幻的海洋气象,构成了巨大的地理障碍,正如喜马拉雅山脉一样,阻碍着人们进入其他地理单元。海洋其实是比沙漠更加恶劣的区域。非但如此,它们还会经常发生剧烈变动。如洋流和季风的变动,有时会影响海上贸易,进而影响到港口和区域的兴衰起伏。虽然目前中国海洋环境史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极为薄弱,但基于中国悠久的典籍传统,未来它将和海洋历史共同重构新的历史体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5日第388期


          ——一篇尝试为“墨家基督教神学”做初步定位的报告

 

                      -- 黄蕉风


 
  “儒耶对话”或者“佛耶对话”等宗教对话或者本色神学的学术进展,两岸四地都有不少学者做出了贡献。如,田童心提出的“儒家神学新议”,陈慰中提出的“中庸神学”,何世明提出的“中华基督教融贯神学”,汪维藩的“生生神学”,赖品超的“大乘基督教神学”,都对创造当代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以及当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构建做出努力。 “对话”也带来了学术界之外的文化新动向,如中国社科院基督徒学者石衡谭博士多年来一直推动的“《圣经》《论语》对读”活动,以及坊间流传的赵晓所谓“中央某部委高参”的“基督徒共产党员”的独特身份。当然“对话”的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厢情愿地接受或者赐予,其开放和多元的姿态不必然地能够绕开文化保守主义或者儒家中心论的质疑和反击。例如蒋庆在《儒教的重建与回应》中,就将基督教视为儒家复兴的一个对手,为马教(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崩盘”以后准备来“接盘”的后备军。这个现象并不特殊,包括在学术界,如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在其著作《心归何处》中,就有“究竟是中华归主还是主归中华”的偏执观点,其研究范式仍然停留在“非此及彼”的“排他”范畴上。


  然而有关“汉语神学”、“文化基督徒”、“儒耶对话”、“佛耶对话”,是信仰问题的还是学术问题的?是宗教性质的还是文化性质的?是神学探讨还是哲学探讨?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清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温伟耀教授在《神学研究与基督宗教经验--一篇尝试为汉语神学研究者定位的学术报告》中,提倡以“文化基督教学人”来代替富有争议性的“文化基督徒”,并对“文化基督徒”及“汉语神学”给出比较简短而明晰的定义。 我基本赞同温伟耀教授的三类型学人划分以及两范畴神学综述。限于篇幅以及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先提出若干问题,并借上述概念来进行以下阐述。 所谓“墨家基督教神学”,仍是我的一个设想。主要分两个层次来论述,即“耶墨衡论”(学术层次的比较研究)和“墨家基督徒”(人格证成的道德践履)。就其定位而言,主要放在当代汉语神学和新子学研究的领域之下。


  论到基督教与墨家的跨视域比较,一直以来,我都倾向于用“耶墨衡论”来代替“耶墨对话”。民国初年基督徒知识分子黄治基就有一本同名的《耶墨衡论》著作,然其护教色彩过强,基本没有有含量的学术探讨。其主要内容在于廓清当时将耶稣与墨子相互比附,甚至认为墨子比耶稣更伟大的“耶墨并举”的思潮,故《耶墨衡论》采取的必然是“扬耶抑墨”的立场。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从中可以看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随着孙诒让、梁启超、胡适等人力倡诸子学尤其是墨学,希望以此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使得第二波墨学复兴委实有了不小的起色。否则,黄治基也没有必要针对“耶墨并举”而专门撰文卫道了。


  然而在汉语神学和新子学研究的定位上,“耶墨衡论”就不能仅止于单方面的判道和卫教。“衡论”既是“对话”,又不完全是“对话”。“衡论”强调的是一种双向互动且互相进入的现场式的对话姿态,它应该是前设承认可以“对话”也可以“冲突”的一种模糊象限,亦应当是不必然地去寻求“同”或者“异”的一种逻辑前提。今天大陆新儒家的某些学者,猛烈抨击“儒耶对话”内里包含的文化霸权主义,例如蒋庆就声称双方学者只注意到可以“对话”的一面,却回避完全“冲突”的一面,是“死儒”和“活耶”的对话,不是“儒耶对话”。这亦有一定的道理。


  我一直认为,汉语神学在“儒耶对话”上需要分清楚“衡论”和“对话”的先后次序问题。“活体”和“死体”对话,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于当前中国日渐式微的现实情况下,“儒耶对话”究竟还有多大价值,实在让人疑问。儒家学者的抱怨有他们的道理,官方几次成规模的“儒耶对话”研讨会或者交流会,都是基督教采取主动态势,而儒家只能欲拒还迎;且以学院派的儒学研究者居多,民间的儒教信仰者则很少。作为分散在高校儒士社、民间书院、读经班的处于弥散性质的儒生群体,其于“儒家”(或曰儒教)本身的建制成型都还没有完成,何来与普世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对话”之资格和地位呢?


  没有建制基础的“对话”只能是“隔空对话”,除了基督教研究者和儒学研究者的个人学术趣味以外,由对话成果所能转化到民间的效用十分有限。而“死儒”或者“活耶”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问题,因为随着90年末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崩盘和市场经济商品化的冲击,官方需要重新扶植儒家思想或借用儒家言说传统来填补国民精神素质的空缺。大陆新儒家或曰“政治儒学”的崛起,因应了这种需求,且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先锋,与民粹派、新左派甚至皇汉派(大汉民族主义)合流,颇有来势汹汹之势。有行政力量在背后推动的“儒学复兴”,能否真正代表儒家精神的回归,有多大程度符合儒生所谓的“复古更化”,实未可知。而基督教在历史上与帝国主义、西方势力的千丝万缕之联系,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保守主义警惕的对象。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最多号称有一亿三千万,并扬言二十年之后将达到两亿六千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但是从现实层面而言,中国基督徒的成分,仍然存在“文盲多”“妇女多”“退休老人多”的“三多”局面。若是如此,又如何可称之为福音已经叩开中国这块“磐石”呢?反倒是儒生群体,由于青少年读经运动和国家大力推广国学的缘故,使得其信仰群体多为高校知识分子或者精英阶层。这批人在政策界、文化界、金融界的影响力似乎远高于基督徒。从这个层面看,反倒是“活儒”和“死耶”了。

 

     今天的学院派学者,没有多少有深入民间社会调查的经历,其想当然的“对话”姿态,往往会造成对话双方在关系上的失衡。以儒耶为例,则我们知道实体建制上基督教是“活”的,儒家是“死”的;然而在精神影响层面,基督教是“死”的,儒家才是“活”的。且在“儒耶对话”之过程中,还须非常警惕“华夷之辩”“攻乎异端”之类的情绪,于基督教而言是不应有走“中华归主”“基督教国教化”捷径的急功近利之心态,于儒家而言则要提防所谓“王政复古”“贤君政治”之流的反民主、反人权的“国师情结”。我在多个场合提到,今天汉语神学所推动的“儒耶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提高了儒家的地位,反而利于儒家群体中的某些人,通过对话来“代表”和“置换”中华文明,并通过树立一系列“假想敌”(如抵制自由主义思想),来强调文化本位(如与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重塑威权社会(如反女权主义)、建立道德裁判所(如反同性恋),从而彰显儒家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感,并获得被政权拉拢,被建制招安的地位。 正因为在“儒耶对话”中双方关系的失衡,以至于儒生群体或者文化保守主义群体,不但没有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反而滋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在当今民粹主义抬头,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因着儒家自有的维护文化大一统这个“超稳定结构”的功能,使其十分容易为垄断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抵制西方“和平演变”的挡箭牌和压制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具,从而站在普世价值和公民社会的反面,走向一条通往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儒耶对话”的学术成果,纵然是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然因缺乏功用层面的考量,且没有深入民间社会作具体调查,故其心理预期和实际成效之间,存在很大的落差。基督教在“儒耶对话”中既当“散财童子”又当“冤家大头”,真乃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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